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湘西，各界人民异常愤怒，工人、学生奔走呼号，“雪耻会”纷纷成立。7月15日，长沙“雪耻会”的代表来澧县活动时，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开大会欢迎，并请该会代表在大会上报告各地救国情形，鼓励津澧人民进一步开展声势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在这之前，他亲自发电报给上海、长沙的工人、学生，声援他们的爱国运动，并捐赠大洋3千，资助受难的工人弟兄。在贺龙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部队中，许多官佐和士兵也义愤填膺。

贺龙公开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触怒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老爷们。不久，日本驻长沙领事馆借口所谓“戴生昌”号货轮事件，蓄意寻衅，向贺部施加压力。

“戴生昌号”货轮，是日本经营从长沙至汉口、常德之间的货运商船。“五卅”惨案发生后，津澧一带商民出于爱国热情，自动抵制日轮，不给“戴生昌号”发货，使这艘日轮生意萧条，亏本很大。日本领事馆硬说这是“驻津市军事最高机关刘超雄团长，命令该地各商号嗣后不许将货物发载‘戴生昌号’造成的。”并把违反“通商条约”，没有“保护外侨”的罪名强加在贺龙头上。

赵恒惕立即给贺龙下一道“训令”，命令他迅速查处。贺龙接到“训令”后，义正词严地给赵恒惕复了一封电报，据理驳斥了日本领事馆的谬论。他说，津市自从“五卅”惨案发生以来，“人民激于义愤”，没有不提倡国货运动的，这是一种自觉的爱国行为，无可非议。日商诡称刘团长命令津市各商号不许将货物发载“戴生昌号”等语，经我们向津市各商号普遍询问，都说并未接到这样的命令，“显系戴生昌捏词报告”，必须“严词诘责”。“该日商戴生昌...营业滞碍，与刘团长何干！乃捏造词蒙混，无非希图仰仗军力以压迫商民，实系节外生枝，无理取闹。”贺龙的复电，仗义执言，掷地有声，驳得赵恒惕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