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澧州之一：澧州概说

　　1、 澧字之义(澧水探源)

　　2、 澧州沿革(政区演变)

　　3、 九澧重镇(三大中心)

　　4、 历史辉煌(考古成就)

　　5、 澧州文化人文精神

　　(一)屈原遗风与兰芷文化

　　(二)文庙兴盛与孔子崇拜

　　(三)囊萤夜读与书院文化

　　(四)龙潭公案与佛教传承

　　(五)天地敬畏与道教传统

　　(六)澧州八贤与祠庙供奉

　　(七)民间艺术与民俗信仰

　　6、澧州名人与澧州精神

　　7、明日澧州(澧州发展与融城之路)

　　澧州概说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要求学、就业、经商、旅游，需经常与外地人

　　打交道，介绍自己来自何方。据朋友们说，大凡澧县人外出，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年代，出行在外的澧县人，往往会碰到有些外地人，认不出、写不好这澧字。也有些朋友讲，自己作自我介绍，好像也不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澧县、澧州、澧阳这三个地名的关系，甚至不能全面讲清澧县的特点特色。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科学、准确概说澧县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怎样宣传弘扬澧州历史文化，推介澧县崭新面目形象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弄清澧县的历史，懂得澧县的昨天和前天，了解澧州的闪光点，知道澧水地域的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就来逐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1、“澧”字之义

　　说起这“澧”字，湖南人大都知道，它是“三湘四水”中澧水的“澧”，是“芙蓉国里”威镇湘西北的“古澧州，今澧县”的“澧”。在封闭自守的年代，澧县人一出洞庭湖，远到南疆北国，出示证件，办个登记，外地人奚落这“澧”字难认难写的尴尬事，确实时有发生。可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说起澧县，天南地北的朋友，以“刮目相看”、“名扬天下”、“誉满中华”来形容澧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是言过其实、当面奉承、故意调侃之言。而是外地朋友在知我澧州的基础上，发自心底的惊叹、赞美之词，甚至是一种钦佩、向往之情的表露。

　　这种变化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翻开中国历史典籍，可以发现，早在中华儒学经典中，有一部被尊为《书经》的《尚书》里头，有一篇重要文章叫《禹贡》，是专门纪述大禹“披九江，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统一天下大功大德的著作。学术界公认，这是我国最早、也是最有价值的地理学著作。至迟写于战国时代，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禹贡》中有这样一段话：“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到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意思是说：大禹曾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分开一条支流，称为沱江，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洞庭湖(九江)，到巴陵(东陵)，再向东斜伸北去，与淮河(汇)会合，向东称为中江，流进大海。这表明，早在远古时代，澧水就是先民生存、治理的地方，澧之名即由此载诸史册。

　　更有趣的是，据传古先民发现，经过大禹治理过的澧水河，看着它，波光粼粼，生动丰沛；听着它，清音荡漾，悦人耳目；喝它一口，是甜滋滋香醇醇的，有如奶酪。于是，最初造字组词的先圣，便依据澧水河的这三大特点，赋于“澧”字另三类满含褒美的组词，以表达对澧水的喜爱。在方块文字历史中，算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美谈。比如，汉朝的刘向在《九叹•离世》中，写下“波澧澧而扬浇兮，顺长濑之浊流”的句子，他是以“波”连“澧”，用“澧澧”二字写波声之优美，作像声词。同为汉朝人的应邵，在其《风俗通•声音•瑟》中，却写下“暴风及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之句。他这是把“澧”字与“沛”字相联，状写迅速、充沛和强力，作形容词。更有人干脆把澧水之“澧”与醴酒(甜酒) 之“醴”等同作同义词，以表示甘醇、甜美之意。1990年版的《汉语大词典》说：“澧泉，在史书上表示甜美的泉水”；“澧源，则为甜泉之源”。并举汉王充的《论衡•自纪》中“是则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唐孟郊诗“忽见垂书迹，还惊涌澧源”为证。可以说，“澧”这个字，是因了澧水自身的富有与甜美，引得圣贤们的喜爱和喜用，而且用出了无穷的新意。因此，这样一个“澧”字，当然不能算作生僻字。

　　如果继续追溯，还可发现，“澧水”作为一条河流之名的出现，至少在5000年以前。因为，被当今许多中外学者认定成书于春秋时代、自汉以来一直号称为“中华第一奇书”的《山海经》里，就有对于澧水的许多很有意思的记载。比如说，该书一条记载指出：“葛山之首，无草木，澧水出焉，东注于泽。其中多蟞鱼，其状为肺而有四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吕氏春秋》为之注释说：“澧水之鱼，名曰朱蟞，六足，有珠，鱼之美也。”《山海经图赞》中亦说："澧水之鳞，状如浮肺，体兼之才，以货贾害。厥用既多，何以自卫?"《山海经》另一条记载又说：“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晋朝的郭璞的注说指：这是记述屈原写的《离骚》、《九歌》中湘夫人的故事，是“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言其灵响之意也”。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时代的澧水河，是中华大地上一条著名的河流。秦、汉等历代的历史典籍，对这条河流的状况均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就说：“历山，澧水所出，东至下隽入沅，过郡二，行一千二百里。”说明汉代的澧水河，自发源地流来，浩浩荡荡一千二百里，到古下隽(今岳阳)附近方注入洞庭湖，要比现在的河段长了至少400余里，澧县就是这条中华古籍中神秘河流下游的一片沃土。

　　2、澧州沿革

　　现在，有人回答澧县县名提问时，往往喜欢说：今澧县古称澧州，也曾

　　叫澧阳县。这一回答，简单明了、基本正确。但严格说来，却不太科学、也不算完整。问题在于此答，虽说出了澧县、澧州、澧阳这三个行政区划之名的内在联系，却没有道出三者之间的区别。所以如果是加分抢答题，则不能给满分。准确点的说法，按史志的书面语言，或应当说“今澧县为古澧州本州地，历史上曾设置为澧阳县”。按民众的口头说法，也可讲“今澧县为古澧州州本部，俗称小澧州，历史上也曾叫过澧阳县”。

　　这里值得提醒的是“澧州本州”一词。在正史和方志文献中，比如《直隶澧州志》、《光绪湖南通志》等书中，“澧州本州”是一个特指今天的澧县、临澧、津市整块地域的专有名词。上面的说法，如果就现在的澧县行政区划而言，实际上得不到满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澧县既不等同于澧阳县，又不能完全用澧州来代替。要说清这一点，不妨先看看澧水流域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澧县之名，是1913年9月，中华民国废州改县时，由澧州本州、也就是俗称的小澧州改名为澧县的。澧县作为县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使用，刚刚过一百岁多几个月。但是澧州立州，是在西魏恭帝二年，也就是公元555年，已经有1449年的历史。澧阳县的建制设置，最早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比澧州立州早275年。这表明，澧县这块地方成建制设县的历史，已满1734年。不过这个澧阳县，其地域包括今天慈利县大部、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的全部和安乡西部、公安南部的一部分。这个澧阳县的县治，在天门即今天的石门县境内。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澧州改名松州，寻复名澧州；同时又将原澧阳县，析置为澧阳、石门两县。石门县治留在原地，澧州州治和澧阳县治，则由天门(今石门)搬迁落户到澧阳城，即今澧县县城之地。明洪武九年(1376)，即澧州治和澧阳县治落户澧阳城687年后，朱元璋革澧阳县入澧州州治，形成澧县的直接前身——澧州本州，同时注销终止了澧阳县的县名注册使用权。因此，要说清澧县的沿革，第一要记住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是澧县的第一个前身澧阳县的始建之年，这也是今天澧县与石门县共同县史的开端；第二要记住西魏恭帝二年(555)，这是澧县的直接前身——澧州立州的年份；第三要记住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这是今天的澧县城(澧阳城)，成为整个澧水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城的起始年份。

　　记住了这三个年份，还要弄清楚澧州与澧州本州(州本部)的区别，也就是所谓大澧州与小澧州的区别。

　　澧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名称，从其诞生之时开始，到1913年废州改县止，长达1358年，一直是整个澧水流域地区，即今天的澧县、安乡、石门、临澧、津市、慈利、永定、桑植、武陵源，外加湖北鹤峰等十个县、市、区统一政区的名称。尽管历朝历代对这一政区名称，有过或澧州、澧州府、澧州路，或澧阳郡、澧阳军州、直隶澧州等称谓的变化，但一个澧水的澧字总是不变。澧州的上级领导、也就是其上隶属机关，有或荆州刺史部、上荆南道；或武陵郡、常德府；或岳州府、岳常澧道的变化。但澧水流域诸县(卫所)邑，总是与澧州成建制一并归属，诸州、县从来不弃不离。澧州下辖的县邑(卫所)个数，虽有三、四、五、六、七的变化，但置于澧州州级区划管辖下的澧水两岸总疆域大小基本未变。这就是历史地理学家们所称的澧州政区历史的“三变三不变”。

　　澧州本州(州本部)，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始，到明洪武九年(1376)前止，其州治设澧阳县为澧州首县，澧阳城为澧州首府。洪武九年(1376)后，澧阳县被并入澧州州治，从此方志史籍失去澧阳县名称，代之以澧州本州或州本部称之，等于是一次机构精简合并，或节约行政成本的改革。“本州”的辖区，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时，计有459年，与隋开皇九年(589)设置的澧阳县基本无区别。清雍正八至十三年(1730——1735)期间，澧州因升为直隶州，裁并九、永二卫新设安福县，又割慈利、安福地之近永定卫城者为永定县，故从本州(州本部)辖区割所属几个都(乡)、里(村)，使本州区域稍有增减。但“本州”的性质、职责并无变化。历史地理学家们称此为：清尊明制，澧州所辖县邑个数有增加、“本州”区域有调整，但直到中华民国二年(1913)的178年间，作为澧县直接前身的澧州“本州”和整个澧州区划，处于稳定发展期。

　　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出：澧县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区，其建县的历史，应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算起，到2014年，已达1734年；使用过的正式名称，有澧阳县、澧州本州、澧县三个。因此，单说澧县的沿革演变，还是简单明了的。关键是要记住三个历史节点年份：立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立州，西魏恭帝二年(555)；筑城，即澧阳城作为州、县两级政区的治所、首府，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也就是说整个澧水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城出现的起始时间是开皇九年。需要重复一提的是，“澧阳城”这个澧水流域的中心之城，从历史文献上看，也曾有三个通用名称，即澧阳城、澧州城、兰城。区别在于：明洪武九年(1376)前，历史文献多载为澧阳城；澧阳县并入澧州治后，一般写作澧州城；而自两晋后的文人笔下，因澧水下游段自屈原歌吟“沅有芷兮澧有兰”后，即被美称为兰江，所以澧阳城亦多以“兰城”别称之。

　　3、九澧重镇

　　中国历史上的澧州行政区划，指湖南四水之一的澧水流域整个区域，即前面提到的跨今天常德、张家界两市的澧水两岸九个县市区，外加湖北的鹤峰县。它东界洞庭，西通巫峡，南襟沅湘，北拥荆襄。从地理位置上讲，此区域处于中国南北交汇的中心，是中原文化南拓的前沿之地，也是南蛮北进开化的桥头堡；是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潜力开发地区的结合部、缓冲带，也是是东西部省际非平衡前行的观察区与实验区；还是中国大江以南纵横交通的重要孔道。当然，更是三湘入江出海的第二个北大门。在这个广袤区域里，被历朝历代中央政府认真经营

　　、重点打造的九澧重镇，毫无疑问是今天的澧县城，即历史上的澧州治、澧阳城。

　　据史书记传，澧阳城离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国的居地丹阳(今枝江县)，仅三百里之遥，离楚国国都郢城(纪南城)的直接距离更近。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便对澧地“开濮地而有之”，并从此视澧地为楚国腹地，认真经营。到楚怀王六年(前323)时，澧水已有木船往来航行，并且在澧水的最大支流涔水河畔，筑成了一座好几代楚王最爱巡幸的“涔阳城”，以至于楚国末期的王子熊完在被质于秦国八、九年的苦难岁月中，写诗悲叹他念念不忘的“千乘之家国”时，便只以“洞庭兮木秋”、“涔阳兮衰草”来指代。有资料说，今天的澧阳城，曾一度为楚国的陪都。此说应是俱有可信性的。当今学者何剑重，在他的《楚辞拾潘》中提出：“涔阳即是古代的澧州，现在的澧县。唐代文史称澧州为涔阳者甚多，杜牧《为堂兄造求澧州启》云：‘授以涔阳，话于阊门。’求澧州而云授以涔阳，知涔阳即澧州。”而时刻忧国恋君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被放逐江南、行吟沅澧泽畔，不断高歌“望涔阳兮极浦”，或许更可证明，古涔阳也就是古澧州，是楚国生死存亡的战略要地。

　　到了秦、汉国家和民族大统一的时代，澧阳城成为中央政府统一南方的军事基地。如今澧州城北岩子坑遗留的马伏波(马援)将军为征南蛮而铸造兵器的“铁坑”；操练和检阅驻军的护城堤“七里台”；澧州境内流传的军牧村、马公渡、马公墓、伏波祠等多处遗迹，均可使今日的怀古凭吊者闻到当时的硝烟味。而汉代的另一位名人司马相如担负远赴牂牁、夜郎，安谕滇黔重任时，操琴持节过澧阳城的停弦渡遗址，也可以使人记起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此后无论隋唐五代，还是元、明、清时代，中央政府无论是要剿平还是要安抚南国大地，都必须先在澧阳城集结军事的、政治的力量，再渡澧水，进湘西、据湘南、征滇黔。以澧阳城为基地的驻澧官、军欢呼凯旋之时，也就是朝廷要庆贺夷蛮南国大治的时候了!

　　由于这种地位和作用，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便各自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强澧阳城的各方面建设。首先是将澧阳城不仅建制设置为澧州州治和州级首府，而且在地方州、郡、县或道、府(州)、县三级制政权管理上，将澧州和澧州本州(县)规定为“上上”至“下下”九个等级中的“上上”级州、县，历朝未变，给予人、财、物的优惠和重点支持。比如隋代，上上州额定官员323人；上中州311人；下下州就只有156人；上上郡额定官员为146人，上中郡为141人，下下郡就只有97人。上上县额定官员99人，上中县95人，下下县仅47人。所以，相较于其它州、县，澧州和本州(澧阳县)的地位之重要，当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是曾将澧州城设置成州(府)的上级管辖机关——沅(常德府)、澧(州府)二地或岳(岳州)常(常德)澧(澧州)三地的道署机关驻地：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澧州改属岳州府，辖安乡、石门、慈利诸县，并与常德府、岳州府同隶于湖广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而分守上荆南道道治先设岳州，从嘉靖初(1522为嘉靖元年)开始，则移驻到澧州，道署就建在澧州城西区、今澧州文庙西北地段。清康熙六年(1667)，湖南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改名为分巡岳常道；雍正七年(1729年)澧州升为直隶州，岳常道又更名为岳常澧道，但道治一直设驻澧州，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分巡岳常澧道道治才移驻巴陵，澧州成为岳、常、澧三地道治治所的时间连续长达377年。有人说澧州城曾有过相似于长沙城级别的地位达三、四个世纪，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但目前不为一般人重视。

　　其三是对澧州实行藩封和委派皇亲国戚及朝廷重臣坐镇。唐王朝以前，实际镇守澧州的各朝王侯多达十多个，历汉、魏、晋、南北朝近千年不断。到了唐王朝，则先是封李继高(唐高祖孙)为澧国公，后封李恽(唐宪宗子)为澧王，紧接着又先后派彭王李元则(唐高祖第十二子)、驸马杜悰为澧州刺史。而明王朝，则是把澧州作为十几代华阳王的封地，基本与整个明王朝相始终。这种潘封和委派的结果，造成了澧州城的与中原的紧密联系，促进了澧州的繁荣与发展。现在，学界认为澧州方言实际为明清北方官话语系，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述政策、措施的推进，使澧州城数千年来的建设和发展，远远超出周边地区，得以成为雄峙长江以南、洞庭湖之西北的第一大重镇。

　　4、历史的辉煌

　　我们前面谈到，天南地北的朋友，有过以“名扬天下”、“誉满中华”的美誉来赞扬澧县这块神奇的土地，甚至还有更甚于此的赞叹。这类颂词是否过头?对此，我们看看下面的几个事实，或许就可以明白，其实这些颂词，并不是澧州人的自吹自擂，而是源于古今名人、学者的评介。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考古学家们的高度赞扬，真使澧州的美名传遍了海内外。

　　先看看古人的赞词。

　　早在唐代，大改革家、大诗人柳宗元，曾经给他的好友、唐代抵抗安史之乱的名将南霁云之子南承嗣，写过一篇《送南涪州量移澧州》的文章，他高度评价澧州之地是“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的好地方。意思指唐代的澧州，已是自江汉平原南下长江之南，百分之七、八十的州郡，都比不上澧州的美好。这个澧阳城“美冠南州”之赞一出，不仅当时澧州声誉传响九州，而且代代相沿不歇。

　　宋代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累官至资政殿大学士的楼钥，在其《送张子宓分教澧阳》诗中说，虽然“澧阳渺何许，远在天尽头”，但却是个“忠以申鸣著，学有车公优。外挹兰江水，下俯仙明洲。读书记群玉，採药思浮丘。况得子厚语，谓冠汉南州。见谓颇详尽，丰碑照城陬”的“上上”之州。

　　元代成宗、仁宗、文宗朝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人称“元儒四家”和“元诗四家”之一的名臣虞集笔下，描写澧州有“涔阳日日水生波，翠袖黄裳晚棹过。珠树月明花婀娜，凤毛春暖锦婆娑” 的富庶、繁荣、裕美景象。这应该就是人们惊诧元代澧州，为何能产生郝希贤、忽都达儿师生二人，同登延祐五年(1318)左、右榜状元的社会原因所在。因为元王朝最高当权者采取人分四等的民族压迫政策，澧州人处于末等公民(南方汉人)地位，此前，居三等的北方汉人才产生一名状元，而郝希贤是破天荒的、也南方汉人中唯一的一名状元。

　　明代澧阳城北门，曾高悬着一块“荆南第一名州”的城门石额扁刻，它是嘉靖(1522)时担任过澧州知州的吴县(今苏州)人韩诗的手笔，数百年来向所有往来于涔阳古道上的迁客骚人、商贾，昭示着澧州的千古之盛。而清代永康人吴宗爱《舟泊兰江》诗中记述的“帆檣绕郭人音杂，灯火临江夜市明。斜月女墙寒击柝，秋风官渡远鸣钲”的繁忙商贸状况； 担任过澧州知州的北京丰台人何璘《九日登澧州城》诗中所发的“澧浦有兰香可佩，还资菊蕊醉江楼”的赞叹，更说明了古澧州的兴望发达的景象。

　　然而，这些还只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澧阳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个个考古新发现，不但震惊过中国，而且紧紧吸引着世界很多学科专家学者们的眼球。中外专家学者们一方面惊叹澧阳平原地区是世界少有的一座“装满人类古文化遗址的宝库”，一方面不断发布和宣告澧州地区的历史辉煌、古澧州人民的伟大创造与贡献。请看下面的评价：

　　中国知名的考古学家郭伟民等人指出：“澧水流域是湖南的一个文明摇篮，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一个新石器时代发源和发展的地方。拥有湖南乃至长江中游最早的成系列、成谱系的旧石器文化，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50万年前。”“也就是说长江中游的文化源流如果往上追的话，都能够追到澧水流域。”“因此我们可以说，澧水流域文明是长江文明的源头之一，而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文明又孕育了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澧水文化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份子，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中华文明进程，澧水流域文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澧水文化的价值所在。”

　　专家学者们进一步指出：澧阳平原地带有很多村落，有不少的城。到目前为止已有566个重要的史前和商周时期的遗址，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0.9个，这个密度是很罕见的。绵延30多公里的九九澧——八根楚墓群，更是无法一一统计，很多墓比长沙马王堆汉墓还要大。这里是湖南目前最密集、文化序列最清楚的遗址古迹群落。其中包括距今一万年前后诞生的湖南乃至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批村落，比如澧县八十垱、彭头山等等，到了6000年前，这些地方又出现了中国名副其实的最早的城——澧县城头山城，城市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稻作农业到村落，再到城，人类从此产生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加速度向前发展，国家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全三册《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和《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的科学文献认定，城头山遗址挖掘出的文物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社会的全像。其中，有稻谷、大米、粟子等农作物；有狗、鹿、龟等动物遗骸，有平纹纺织品、陶窖、玉器、船艄、木矛等生活用品，也有巫师、首领、战俘、贵人、平民等社会元素证据。

　　考古学家们还认为：澧水“文化遗址的密集程度和社会复杂程度、生产力水平的高度都达到了史前当时社会的最高点，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建起的古城里，居民的人口密度就与现在差不多了，是当时湖湘大地上最繁华与辉煌的中心，等于是今天的省会长沙，她为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做出了她应有的贡献。”　　“最重要的是，澧阳平原上发现了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鸡叫城四大稻作遗址，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最早的水稻田、最早的稻作农业灌溉系统都在这里。这些遗址和考古成果，无论从年代还是文化谱系上都非常清晰、连续，是目前解开世界稻作起源之谜的最清晰图谱之一。”所以澧水流域的考古，改写了多个中华文明、甚至人类文明的进程史载，一直是中外学界工作的重点，做了几十年了，还可以再做100年。现已有日、德、英、美等多国学者慕名来此参观访问。

　　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与其它聚落比较起来，可谓鹤立鸡群，它显然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号召力，确曾统领一方的政治中心，即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城中必有市，陶鬶、陶觚和温锅的使用大多与市场相关。因此，城头山城具有商贸市场属性，这里就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常德地区最发达的商贸市场之所在。特别是陶温锅的发现，证明在城头山已出现了酒肆。城头山的城墙守住了8万平方米范围内的聚落，带来了安全和繁荣。这里人口密集，居室密布，堆积深厚，遗物既多且好。它充分反映了城头山城中商贾云集，货物充盈的情况。

　　国家文物局张柏曾如此感慨：“城头山遗址，见证了中国最早的城。古中国城头山与古埃及金字塔，具有比肩的古城文化历史，距今都有6300年。不同的是，中国城头山先民那时已围壕聚居，并开始种植水稻，而埃及法老王朝从公元前3100年起才变得确凿，遗迹只是墓室，不像城头山有完整的城。”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该遗址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1997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2年，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05年确定为国家“十一五”期间100处重要保护的大遗址之一。2010年国家发改委将城头山遗址重点遗迹制作成大型模型，在上海世博会展出，被誉为“中国馆第一景”，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考古发掘成果，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并写进了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2011年，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二五”大遗址保护开发项目。 2013年12月2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2013年12月18日，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下发《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的通知》，澧县城头山遗址公园正式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通知》还指出：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湖南省的重点文化工程之一，项目写进了2012年省委文化强省文件和省政府工作报告。此次获得立项的城头山遗址公园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6.5亿元，占地662亩，现已启动13个子项目的建设，已累计投入3.6亿元，目前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建设工作，预计将在2015年开园。届时经国家文物局验收后，将正式授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这种状况说明，古澧州今澧县的知名度，毫无疑问是“誉满中华”、“名扬天下”了。

　　5、澧州文化与人文精神

　　我们常说，古澧州今澧县，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是具有突出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地方。这些当然不是几分钟时间就能说清楚的，这里仅仅选取几个重点，标题式的讲一下，详细内容，待有机会专题说明。

　　(一)屈原遗风与兰芷文化。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因其投湘水而死，故后人又多以“湘累”来指称。他是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为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现代公认的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赫尔辛基颁布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中国的屈原、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和英国的莎士比亚。

　　屈原年轻时学识渊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曾经深受楚怀王信任。他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旧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上官大夫等人对他非常嫉妒，经常在楚怀王面前讲他的坏话。于是昏庸的怀王逐渐疏远了屈原，免去他的左徒职务，改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后来又因为在国事上犯颜直谏，两次遭受放逐。屈原与澧州的关系，就是在其第二次被流放时发生的。

　　屈原被流放到江南后，怀着忧国、忧君、忧民的激愤心情，运用大量楚风、楚语、楚物和楚地民歌，写出了25篇诗作，以表达其忠君爱国的理想信念。长达363句的《离骚》，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滥觞。后人由此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为“骚体诗”。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将以《离骚》为主体的楚辞称为“骚经”， 与“诗经”并称为“风、骚”之诗。实际上，将楚辞提到与诗经并列的地位，也就是承认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因此，楚辞对楚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特别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不少研究楚文化的专家学者考证，屈原第二次放逐江南所走的具体路线，实际上是从郢都出发，乘马车到枝江，过方林，改由水路经松滋、公安、澧县、安乡、汉寿，溯沅水经德山，过桃源，抵达辰溪、溆浦后，回返沅、澧之滨，并一直于此区域内奔走呼号。最后见救国无望，才顺洞庭湖下岳阳，怒沉汨罗江。因此，屈原的“行吟泽畔”，主要是在洞庭湖畔的澧、沅之滨。因为沅水、澧水流经的地区，大多离楚国郢都不过一百公里左右。屈原虽被放黜，但他忧世爱国之心不变，所以久久徘徊在既不违反楚王规定、又离国都较近的澧水、沅水流域这一代，以便于关注国家的局势，探索救国救亡之策。他这种爱国激愤与愁绪的发泄，就成为“行吟”之作。在其《湘君》、《湘夫人》等作品中，屈原写到江、沅、澧、澧浦、涔阳、洞庭等地名，这不仅是具体的景物描写，也是他“行吟泽畔”的核心地带在澧、沅之滨的最明显的证据。

　　屈原的行吟之作，根据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但郭沫若先生考证，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1篇。而《远游》、《卜居》、《渔父》等篇章，虽有屈子风格，但有人认为不是出自屈原手笔。在屈原的全部作品中，《离骚》、《天问》、《九歌》是其代表作，可分别作为他三种类型作品的代表。《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着重表现作者学术造诣及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诗篇。《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和《九歌》，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在作品中着力描写了大量的香草美木，比如秋兰、兰芷、杜衡、蕙、荃、荪、杜若、荇荷等香草；申椒、菌桂、薜荔、辛夷、葛等美木。有人统计，此类植物描写多达104种。屈原借这些香草美木来寄寓理想，抒发情怀，将鲜花、香草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拿臭物、萧艾比喻奸佞、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香草美人”比兴诗句，流传非常广泛。而“香草美人”最集中、最典型、最稳固的形象，当数“澧兰沅芷”。楚辞中“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等名句，说明澧兰沅芷在屈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让千百年来的读者对其产生最深刻的印象。对“沅有芷兮澧有兰”，东汉《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注解说，此为“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来的学者们亦认为，兰与芷，本指生于沅澧两岸的芳草，用以比喻高洁的人或事物，是屈原将自己的念君爱国之志，匡时济世之情，通过兰芷形象加以表达，触物以起情，索物以寄志。这就将物与我，情与景揉和一伴，融铸一炉，从而大大扩张了诗歌的境界和表现力。

　　屈原之所以选择“兰”与“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是因为兰为百花之英，它那飘逸俊芳、绰约多姿的叶片；高洁淡雅、神韵兼备的花朵；纯正幽远、沁人肺腑的香味，自古以来被视为高尚人格的象征，被誉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令人喜爱。而芷，即白芷，也叫薜芷、蕙芷。字典上解释为“香味令人止步的草”。

　　屈原在其三类诗作中，都写到自已如何滋兰、佩兰、纫兰、搴兰、刈兰，对兰芷寄以无限的希望：“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整吾将刈。”“联蕙芷以为佩兮，过鲍肆而失香。”又以兰芷为友，视兰芷为知音：“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他将兰芷作为佩物，表示自已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薜芷伫，纫秋兰以为佩。”甚至担心兰芷在秋风寒露中枯萎而从俗，变节而不芳：“时缤纷以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莆化而为茅。”可见，兰芷在屈原笔下，已不是简单的比喻或触物起兴，而是一种象征，一种寄寓，一种精神与品格的追求。

　　兰和芷，是湘西北沅澧流域盛产的物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近甚至有学者指出，没有屈原在澧沅之滨十多年的行吟生活，或许就不会有楚辞的出现，屈原也许就不会成为文化名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世界文化名人。并由此推断，研究屈原的重点地区，不是在他的出生之地秭归，也不是在他的殉国之地汨罗，而是在他反复吟唱兰芷馨香的澧沅之滨。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的彭山以及周边芳草葳蕤的澧水洲渚，应该成为屈原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在。而致力于重现当日“兰芷馨香”之盛景，并将兰的高洁融入澧州人文精神，则应是今天澧州人的责任。